作者：赵玉成
上海的外滩被称为万国建筑展览馆，上海以前的教育大概也可以被称为“万国教育展览馆”。在那个屈辱的年代，各方人士不管私塾遗老、革命青年、洋务大臣、爱国士绅或者哪国的洋人，只要你办得下去，都可以挂个牌子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开所学校。当然，大浪淘沙，无怪乎今天我们看来，上海的老学校是如此的多姿多彩了。
“折衷主义”下的学堂是外语特色的土壤
每周组织一场考试，每个学科轮流，每次这类的小考之后，都会张榜公布学生名次，并且在下周一按照成绩排定教室座位。
在现在上海市中心的淮海路上，有一幢新艺术派与罗马风格混合的折衷主义建筑，这就是1886年所开办的中法学堂（当时初名“法文书馆”，1913年改名，1951年改为光明中学）所在地。学生毕业后，由学校保送到法租界公董局、巡捕房、救火会等租界警政机构以及法语国家企业银行就职。中法学堂在老校中名气之大，堪称法租界培养“租界干部”的学校，又因为该校毕业生均法语出色，有众多学生考入震旦大学，毕业后成了医生或外交官。这大概对我们今天需要怎样的外语教育能引发些思考。
中法学堂的开办，主要是为了解决租界殖民当局与当地中国人的沟通问题。光明中学1952界校友
因为目的在此，所以学校的办学也如折衷主义般受到了租界、天主教和所在地环境的多重影响。当然，首先对学校产生影响的是学校的办学主体。1886～1911年，学校初创阶段，学校最初名为“法文书馆”，主要教室靠租房。学校开办之后，公董局从慈善救济费中抽出600两白银，租用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63号，招收中国学生，免收学费。此外另设有巡捕学习法文班（夜校），专教法租界执勤华捕初级法语（会话与专业用语），也教欧捕学习华文。在办学之初，和所有教会学校一样，所有学生无需缴纳学杂费，书籍亦由学校免费发给。第一批学生78人，都为天主教徒。萨坡赛、莫里斯为董事及梁沈德神父组成监管学校委员会，由天主教耶稣会神父管理校务。1909年4月，专由天主教主母会（玛利亚会）修士接办学校。这种法租界公董局出钱控制，教会管理的模式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之后。1913年学校迁入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179号自建三层校舍。中法学堂具有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规模，到1936年，学生总数已超过千人。
中法学堂实行的是法国学制，所以，即使是在租界范围内，这所学校无论从学制、教学内容都与租界所设的其他局立学校完全不同。中法学堂对外虽称有小学部、中学部和高中部，但实际上与法国及其殖民地学校一样，分为小班、中班、超班。课程分高中、初中、高小、初小四级。高小、初小每天讲国文、法文各3节；初中每天讲法文课5节，国文课1节；高中学科则与当时法国国内中学完全一致。学校课程设置极具法国特色，学校每周组织一场考试，每个学科轮流，每次这类的小考之后，都会张榜公布学生名次，并且在下周一按照成绩排定教室座位。第一名能做讲台边的风水宝地，最差者只得坐到最后。学校的这类每周小考加上每天的功课成绩，每次班级的前三名不仅能减免学费，还能跳级插班。有些贫寒子弟就靠着每年的免学费和跳级顺利求学。
此外学校还有专设的特别班，专为具备中学资格，汉语清顺畅达，为求补习法文的青年而设，每天上国文1节，法文5节。高中每周四节的国文课教材是《古文观止》、《秋水轩尺牍》之类，这点课程对于绝大部分时间的法文学习不成比例。数、理、化课本全为法文。学校没有中国历史课，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学校地理课有关中国的行政区划竟然还是沿用清代的府、州、厅、县等。
这是学校受到法国教育影响的一面，然而，中法学堂的“折中主义”更有其自身的表现，中法学堂学习法国的学制，并没有复制法国教育的精神，而是在租界这个特殊的环境下有所变异，而这种变异又造成了学校对于外语学习的极端重视，毕业生优异的外语素养，所带来工作和求学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又对学校的发展起了莫大的鼓励，也使学校的这个特色显得更加突出。
基于现实的殖民地教育
公董局建立中法学堂的目的，是为了造就一批适合租界使用的交流人才，这个人才又是以法语为基础的，其他一切学科学习均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而展开。
中法学堂第一个特殊的表现是其强烈的宗教背景。从1886到1951年这65年间，学校从魏礼圣等校长到各科教师均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神职人员，教师多为年轻修士，学生称之为相公，他们终身独生，深居简出，除了与学生打打球，平时谈不上有什么师生交流。学校设有专门的教义课。虽不明文强迫学生参加教会，但学校及相公均积极鼓励。公董局对学校学生思想控制极严，在抗战胜利前，学校没有任何学生组织、团体，没有当时国民政府规定必修的公民课和童子军组织，没有美术、劳作、音乐课。除法语外，禁止学生将报纸和期刊带入学校内阅读，更不许学生参加各种校外活动。而同期，法国本土自大革命之后就在教育中规定宗教人士不得担任教师，教育中的世俗主义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主要戒律之一，因此每位学生必须要学习公民课程，学习关于“共和国”及其功能与组织的政治常识，牢记著名的格言：自由、平等、博爱，并将其作为学生的人生信条。这些在中法学堂，是不可想象的。
公董局对学校办学方针的控制，是影响学校的第二个表现。这从中法学堂开办之初就开始渗透在学校办学的方方面面。从学校建筑设计上就可以看到这点。学校没有主席台，没有供学生活动的会议室，整装建筑一、二层是教室，三层是修士的宿舍、餐厅、活动室，学生不能上去——其模式类似于外滩边上的江海关大楼。据校友回忆，一旦学生违反校规，轻则被相公们当众痛殴，重则立即开除离校。中法的作息时间同样延续了其教会特色，比如规定学生每天准时到校，一个月内无故旷课5天以上应予开除，并由家长或保人赔偿学费。课后、星期天学校就大门紧闭，学生不准来校。中法本身就是男校，教师又全是教会修士，当然也全部是男的，妇女更不可能准许踏入学校半步。课程如前所说，即使是相当于小学的小班也并无音乐美术或者劳作课，体育课则就是请法租界巡捕房警官（三道头）有空来校用法语喊几句口令。学生之间没多大交流，唯一爱好就是课余打打墙球和乒乓球。
中法学堂的教育在现在看来是极有特色的，但是这种偏重外语和课堂教学的特色，并不是当时学校管理者自己想要计划达成的，而更可能是基于学校的现实情况不得不形成的。公董局建立中法学堂的目的，是为了造就一批适合租界使用的交流人才，这个人才又是以法语为基础的，其他一切学科学习均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而展开。如果开办公民课之类，那就变成了培养国民，进行国民教育，这并不是公董局和学校的目的，反而还会给学校和租界当局带来很多麻烦，无怪乎对于学生业余活动和学生组织要严厉禁止了。中法学堂也就事实上成为了培养医生、白领职员和“租界干部”的摇篮。从这点上来说，中法学堂的开办，成功的达到了租界公董局的目的。1936年，当时学校的校长说：“毕业生由于获得足够的法语知识，他们在法国的行政机关、法国银行和商业机构等各种岗位上，均能胜任工作，并与法国同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学校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已达到了创建者萨坡赛得初衷。”
外语教学应回归现实
整齐划一的外语培养模式，造就了整齐划一的外语人才。造成了我们高端英语人才的缺乏以及小语种人才的缺乏。
中法学堂的学校生活无疑以学习为中心而乏善可陈，远不及当时其他学校和今天校园那般丰富多彩——当年中午穿过地道，到隔壁广东人小店吃鲜得来排骨年糕都成了校友津津乐道的美好回忆。但是，因为中法学堂学生就业容易，而且都属于上层的白领工作，所以吸引了大批贫寒子弟入学就读，有钱人的大亨也因为该校的法国背景管理严格也乐于送子弟读书。杜月笙和张啸林的儿子都读的是中法学堂。这当然与当时上海半殖民地的特征有关。一方面在经济层面，上海作为中国与西方世界沟通的桥梁、远东金融中心，1854年就有洋行120家，需要大批懂外语的金融人才。另一方面，整个殖民当局将所在母国的法律政治制度照搬到上海，在上海实行英国或法国式的市政管理。公文、法律都需要外语，租界先进整洁的环境吸引了大批中国人向往欧风美雨，引进先进科学和思想之余，第一步也是要学习外语。当时上海租界当局所办的格致公学、育才公学、聂中丞华童公学（今市东中学）、麦伦中学（今继光中学）所使用的教材均为英语原版。除部分初中以外，几乎所有课程都为英语教学，学生的课堂问答、各科作业以及日常与教师同学的交流也全为英语。学好外语既然能找到好工作，又是“高等华人”的标志，当然也成为了好学校的标准，上海的华人新办学校也粉粉仿效。教会学校自不待言了，
中法学堂和一系列中国大陆土地上的教会学校早已经成为了历史名词，不过随着中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基础教育领域对于外语也越来越火热了，甚至到了狂热的程度。靠外语挣钱的有新东方等一大批培训机构，靠外语扬名的有李阳等一堆上课专家，有些学校翻块牌子挂个“外国语”字样，俨然就成了香饽饽，令家长趋之若鹜。我国规定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进行英语教育，但实际上很多地方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了。去年底，北京有关部门制定了《首都国际语言环境建设工作规划(2011～2015)》，原本该草案计划北京在未来五年逐步实现幼儿园开设外语课，后遭社会强烈反对而改为不再由政府强制推行。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外语教育？教育部门要突出教育国际化，家长希望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大家一拍即合。学外语的年纪也就越来越小了。学外语当然很重要，不过，是否重要到我们要全民从幼儿园开始学的那个程度呢？我觉得像中法学堂这类学校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它首先告诉我们，学外语不必太早。像这类教会学校，一般经过初中3年，到了高中就已经完全可以用外语上课、读原版杂志，和外籍教师交流也没有任何问题。高中时，中法学堂的学生已经不再将外语当做一门学科，而更多的当做一个工具来使用。现在也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很说明问题：大学里学小语种专业的学生在中学阶段绝大多数都是学英语的，他们通过大学阶段的学习，完全可以掌握。
其次，学习外语也要算性价比，这里面有一个是否值得的问题。当时的上海，学好外语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可那时的情况是，中国几乎所有的科学技术都要向国外学，几乎所有的商品都要进口，具体到上海中学生未来的就业，外语也是必须。煤气公司抄表单，电灯公司的电线说明，有轨电车的开关都是外语，这些公司的中上层管理岗位像租界里面的“公务员”一样，几乎都是外国人——无怪乎当时要如此费力学外语了。而今天的话，如果一个人从幼儿园开始学外语，到参加高考，至少经过14年学习，按照现实情况，其中学习外语要占据其1/3大概4年多的时间。如果完全不学外语的话，中国数千万学生就可以早进入社会4年，这其中节省下的人力资源不可估量。再比如从教育资源投入看，上海近几年花费巨资，安排中小学英语教师出国培训，其目的就是提高教师的英语教学水平。那么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也要把本已缺乏的资源投入到创建外语环境和培训优质外语教师中去吗？
可惜的是，即使是通过英语高考之后，大多数学生要流畅阅读原版书籍、与外国人会话也依然困难。整齐划一的外语培养模式，造就了整齐划一的外语人才。造成了我们高端英语人才的缺乏以及小语种人才的缺乏。一边是同声翻译难求，一边是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学生成为了就业最为困难的群体之一。去年的上海世博会，缺的就是各种小语种翻译，最不缺的就是通过了大学四、六级英语考试，但口语、书面语都不怎么样的半吊子外语人才。我们今天的外语学习，大概并不是学习时间太少，重视程度不够，可能更多的在于学习外语的目的不清晰，这就造成了学习方式、学习课程的差异，更带来了学习效果的南辕北辙。
所以，我们今天看待外语教育，并不是盲目地照搬国外的情况和过去的经验。因为社会不同，发展历程不通，教育的目的不同，教育政策也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今天的外语教学可能更应该与整个教育追求相衔接。我们现在对于中国未来发展所制定的教育目标，说到底是一种对于国家国民素质的基本培养。高考指挥棒对现阶段教育的影响更是无比巨大的。全民学外语，或者全民不学外语，是一种基于国家定位和国家发展的选择。去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洪梅香就曾建议有关部委组织专家学者进行调研论证，科学合理地调整英语高考。在全球化时代，学习外语当然是必需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进行最佳的资源调配，避免人力、智力和财力的无谓损耗。
（感谢光明中学为本文的采访活动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