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黄浦记事  2020-12-25 15:16发表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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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欣，1929年3月生，上海南汇人

194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原中共法电区委车务部三线党支部书记，上海解放后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第一批工作人员原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等

池欣口述片段

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简称法电）1906年7月成立，营业办事处位于吕班路康悌路（今重庆南路建国路）一带，下设车务部、机务部、电力部、自来水部等部门，原上海法租界集电车、电灯、自来水三位一体的垄断性市政公司。法电也是解放战争时期上海战斗力量最强的一支工人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法电工人始终站在上海工人斗争的前列。

1946年8月，池欣进入法电机务部工作，在电车上当售票员。在这里，池欣从工人运动的追随者成长为中共法电区委的先锋骨干。从194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48年10月撤离上海，虽然只有短短一年，但在法电这一年的经历对池老而言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在法电光荣入党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度过的。日本鬼子的飞机在头顶上空呼啸而下， 大火冲天，浓烟滚滚，一片废墟，战乱、饥饿、颠沛写满了我童年时的回忆。1942年，父亲被日本人抓走，从此杳无音信，那年我13岁。我不得不外出打工维持生计，先后在棉布店、造纸厂、轧面厂等多个地方讨生活，受尽了日本人的欺辱，却无力抗争。我虽年少无知，却已懂得战争的残酷，亲历尊严被践踏。国家不强大，落后就要挨打，百姓会无缘无故被欺负，没有任何理由。

1946年进入法电机务部工作后，我经常到工会参加活动。其间，结识了工会监事张浩波（上海解放后曾任共青团市委书记、宝钢工程指挥部领导等职）。他和我一样， 也曾是中法学堂（今光明中学）的学生。当时，张浩波是法电车务部党支部书记。张浩波指派熊道弘等2人带我参加各类活动，和我交朋友，提高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思想上有所觉悟，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概念。相处中，我也看到了他们与其他工友的不同，想要追随“共产党”的意愿油然而生。

1946年至上海解放前法电工会会址（今重庆南路建国中路路南）

池欣法电工会会员证（1948年）

注：池欣原名张品仁，张品成。1948年10月底撤离华中党校途中改名池心。1949年9月底调市公用事业党委工作时改名池欣。

在张浩波、熊道弘等地下党员的带领下，池欣积极投入罢工斗争，革命情绪得到鼓舞。1947年9月27日，法电地下党组织发起过一次大罢工，还联系兄弟单位相继罢工，全市交通陷于瘫痪。这次罢工持续了七天，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武力镇压，法电很多工友相继被抓。池欣就是在参加了这次大罢工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1947年5月法电工人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大游行

池欣（右一）举着旗杆跟随游行队伍在林森中路上向西进行

在“九二七”大罢工中，我的联系人熊道弘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另一位联系人为逃脱抓捕，也已撤离隐蔽。之后，党组织又派了杨坚志同我联系，向我转达了党组织对我表现的认可，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的手续是先写一份自传，交上级领导审查，再口头通知已被批准入党。1947年10月中旬，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与黄世华、戴关庆组成党小组，指定我任党小组长。当时没有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后来在苏北解放区华中党校补行仪式。

1948年3月，杨坚志将另外两个党小组和两个单线联系的党员划给我管理，加上我入党时的这个党小组，组成车务部三线支部，我被指定为支部书记。此时，法电区委共有5 个支部，机务部2个支部，车务部3个支部，区委书记陈龙祥，副书记范富昌，两位委员谈乔根和权琳甫。新支部成立后，我的上级领导也从杨坚志改为权琳甫。我就在约定的时间向权琳甫同志汇报工作，听从指示。

法电党组织遭遇重创

1948年3月20日，中共上海工委委员、原法电区委领导人王中一遭国民党逮捕。国民党特务在王家中抄去规定必须销毁而没有销毁的有关电话公司、法电、英电、丝织、针织等业以及浦东地区的党员和积极分子355人名单的文件材料和党员名单。国民党根据名单进行大逮捕，全市共有125人被捕，其中党员118人。法电陈龙祥等15人也不幸被捕，但仍有部分党员及时摆脱了抓捕。这次事件对池欣而言，也是一段非常惊险的经历！

法商电车电灯公司的有轨电车

1948年3月下旬，权琳甫召集车务部三个支部书记紧急开会，讲上级领导人王中一被捕，随即就发生了法电地下党员被抓的情况。奇怪的是，被抓的全是机务部的人，车务部一点动静都没有。什么原因？

会上，权琳甫分析认为可能是法电上报上级党组织的材料出了问题。上报的材料是机务部的，车务部的材料还没有报上去。敌人在王中一处可能搜到法电上报的机务部材料，因此，车务部没有暴露，暂时安全，但仍需沉着应对，做好随时撤离准备。事后证明分析是正确的，我所在的三线支部属于车务部，且都是新党员，都没有暴露，逃过一劫。

1948年3月23日凌晨，送党刊的交通员通知权琳甫‘3月20日王中一被捕，保持警惕，等待新的上级领导’。当晚敌人开始抓捕。法电区委书记陈龙祥可能第一个被捕。敌人押着陈龙祥去斜土路抓委员谈乔根。谈乔根从陈龙祥的叫开门声中听出陈已被捕。于是谈乔根没有开门，直接从连幢房屋的另一间逃脱，直奔大兴街找到副书记范富昌，再通知赵志勤、庄明等同志撤离，及时摆脱抓捕。当时形势是何等严峻，而他们又是何等机智与勇敢，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上海参加阅兵的抗战老同志中有施宜、张正和孙瑞英，这三位都是池欣认识并同他们有过交往的老同志。其中，张正是法电机务部的，他也是在3月23日那天接到通知后避开了抓捕，撤离上海后参与组建上海到华中的新交通线。他和池欣一样，都是王中一被捕事件的幸存者。

撤离法电前后

上级领导王中一被捕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到处抓人砍人，解放前夕的上海一片腥风血雨。法电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度与上级失去联系，工作开展极度困难。失联期间，池欣也曾受委派代表法电参与过兄弟单位工会在虹镇地区召集的几次会议，集体应对王中一被捕事件后敌人展开的抓捕，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公开反击国民党当局，结果预定的计划未能实施。

但无论环境有多艰苦，池欣这一年来的工作从未间断过，工作也更谨慎、隐蔽了。

在法电这一年，我主要从四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安排党刊学习，关注解放战争发展进程。通过写信、寄宣传品等方式、对敌特中嚣张者给予警告，动摇者给予规劝，减少敌方的干扰。二是为没有收入来源、生活窘困的被捕或撤退人员家属安排家庭手工劳动，给予关心与救济，有病送医。三是做好联系党员工作，加强和群众的团结，进一步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新党员，积蓄战斗力量。四是组织已经或可能暴露的党员撤离上海，把他们转移到苏北、山东等地开展学习，协助建立上海到苏北解放区的新交通线等。很多事项不胜枚举……

法电交通工人实行日工资制，工作一天领一天工资，不工作就没有工资。上班时间也不统一，脱班就按停工处理。池欣每天都是在电车上工作八到十个小时后，才能有时间从事党的工作。前者有工资，后者没有报酬，还要交党费，地下党活动费用也没地方报销，更多的是自掏腰包。

1948年10月，在党组织安排下，池欣奉命撤离上海，进入华中党校集中学习。华中党校将上海撤退来的人员分成四个队，13队为工委机关队，14队为职员队，15队基本上为学生队，16队为工人队。池老和爱人陈惠琴，一个是法电的卖票员，一个是大康纱厂的织布工，同被分在了第16队，一起接受了系统培训，随后共同回到上海，参与了上海解放初期的城市接管，一位成为了上海解放后市委党校第一批工作人员，一位参与了中纺十二厂（原大康纱厂）的接管工作。

1949年5月，池欣随部队参加解放上海时佩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袖章

池欣在上海解放初期市委党校创建工作时的军管会袖章及外出证

“我们两个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在抗日硝烟中长大，在工厂里受欺压，在革命斗争中觉醒，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共同见证了人民的解放、新中国的成立和国家的繁荣富强。一路走来，经历过磨难，蒙受过冤屈，但比起那些永远躺在地下的革命先驱者，我们又是幸运的。”

当池老被问起“七十多年风风雨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这样回答道：“我十分庆幸中国共产党有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了一条经过实践考验能够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正确道路。在这个前提下，作为一名党员就可义无反顾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去拥有全心全意奋斗的全部可能性。这也是我最幸福的余生！”

池欣与爱人陈惠琴

采访结束后，池老为我们写下这样的留言。

2019年，黄浦区档案局（馆）与中共黄浦区委老干部局等部门合作开展“红色记忆·口述档案”项目，以口述史方式发掘、采集、留存上海解放和新中国成立前后学习、工作、革命和生活在黄浦的口述者音视频资料。为更好地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我们对口述内容、照片等进行整理校核，汇集成《黄浦·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一书，现已公开出版。在此基础上，精心策划，在“黄浦记事”公众号推出同名原创“四史”学习教育系列推送，以“图文+微视频”方式，与您共同追忆发生在黄浦的红色往事，一起为逐梦新黄浦积蓄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

口述整理：黄凤芳

编辑：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