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永远，青春不老
——六十年前母校光明中学师生的碎片记忆
1955届 黄麟玉

一、三位西装革履的光明中学老师
    蔡希孟先生是我初三乙班时教我们物理的班主任。他给我写的学期评语是“自由散漫”，给我好朋友写的是“对人马.克.思.主.义，对己自.由.主.义”，评语着笔不多却颇传神。
他总是西装革履，冬天外套是件淡色人字呢大衣。后来知道他家在浦东，那时还没有浦江轮渡，每天乘小舢板过黄浦江来上课。印象最深的是先生烟瘾极大，上课预备铃响他准时到教室门口，一手持课本、教案，一手还夹着一支香烟；上课铃一响，他猛吸几口才掐灭烟头进教室；课间休息几分钟还要手夹香烟吸几口呢。讲课内容我已忘得精光，但他的浦东上海话却仍响于耳。
还有他脸面长得极像孟德斯鸠，面颊内陷，下巴外凸，鼻子直勾。当时学校美术室内挂有数个石膏头像，我越看越像。这个石膏头像究竟是伏尔泰还是孟德斯鸠，现今我已不重要，反正两位都是法国早期同一时期的思想家。
我最后一次见蔡先生是1954届2004年（？）校庆晚宴，我跟同学们特地去看望出席的几位熟识的老师，其中就有蔡先生，我与他握了手，问了好就退了出来。次年是1955届聚会，我因故未出席，不知道请了哪些老师，也不知蔡先生出席否，而今时不再来也。
高一时，我班教室在三楼，是大楼最西端向南突出的那部分，三个立面皆有落地窗，这个三楼最高层面是冬季阳光满布的最佳教室。开学伊始，我正为两边空白墙壁贴装饰人物画，有推铅球、跑步和跳远等动作，画时还请倪国年同学摆姿势，我速写。我还记得倪国年提出“勿要用彩色皱纸条装饰墙壁及室顶，弄得像炒货店开张。”我很赞同。其他还有谁一起布置教室就记不起来了。我教室与丁班教室面对面，门边即楼梯。下课铃响，“外国人”“棕棚”等同学抱着篮球急奔下楼去投擦板球了，到上课铃响才擦着汗进教室。多数人还是习惯留在教室里聊天，我的右座是“文静如处子”的谢武勇，我的前座是高荣堂，我发现他的后发际特高，那时我以为他可不必去理发了。在课间休息时间，我们多愿意在教室内，连甲乙丙三班门前宽敞的长廊都少有光顾嬉戏的。
就我记忆中，当时光明中学教师还有西装革履除蔡先生外尚有教我们生物（好像是统编教材巴甫诺夫学说？）的邢文钧先生和教经济地理的张文彩先生。两位先生上课都嗓音响亮，精神实足。尤张先生有时 会高8度。记得邢先生曾说“西方人冬天也好敞开上胸，因为此处近心脏，体温最高”。因而在冬天邢先生即使用围巾也衬在西装V字开领边上露出一条围巾边而已，不会像我们那样围住脖子的。写至此，耳边响起他高昂拉长的声音：“拉——马克（法国生物学家）”。于是同学背地叫他“拉马克”。
两位西装先生都不安于站在讲台后讲课，习惯一手持书或教案，一手执粉笔在黑板前、讲台四周、课桌边来回走动，一边移步挥手，极为生动。我1986年调入上海教育学院，有幸与张文彩先生同事，他主持全国地理学会科普委员会主办的那份《地理文摘》成绩卓著屡屡得奖。他在教院延安西路校部，与我不在同一处办公，我与他两人又都不坐班，少有见面。曾有一次民盟的座谈会上相见，说及光明中学之旧事倍感亲切。他夫人郝丽生先生主持过光明中学卫生室，位置在进西藏路校门右侧楼梯旁的房间。当年他们伉俪都三十上下罢，相携来去，极具美好。在教院时张先生虽有七十开外，但其服饰时尚，为教院后生称道。一位同事知道他曾是我的老师后，惊讶他有我这个年纪的学生，说“张先生一直显得年青漂亮，看不出他的年龄来”。邢、张两位毕竟有不同之处——邢先生一口上海沪语，而张先生一口北方普通话。
二、法语教师董寿山先生和其他教师
    教我们英文的老师，高一是董寿山先生，还兼我班班主任。董先生初中时也曾任我所在乙班的英文老师。当时解放初，董先生是名著《新民主主义论》法文翻译第一人。《新民主主义论》出版发行时，校领导还在操场上集会时宣布。
那时他常穿黑色长袍，行走时挺胸拔背，目不旁顾，威严有加，令我肃然起敬。他上课也很严肃，板书极为工整。每每新课必在黑板左上角书写出课文新的单词，用非常规范的书写体，还标了数号。在我自己当语文教师时，这些教学方法我都模仿了。写阿拉巴数字，我至今习惯在“7”字首划起笔有个小勾，直笔上加短扛，“2”字起笔有个半圈，末尾弯曲，但没下功夫，我却始终难以到位，仅潜移然化而已。董先生极注重单词发音，如元音组合的发音，特为叫我们注意他的口形变化。这在我往后自学国际音标时，才理解其重要性。那时不懂，同学多嫌他太罗嗦，实在是我们学生太无知，上海人叫“太勿识货”。
大概初中时上过董先生课的缘故，先生对我很关心。一次，在每周交班主任批阅的周记本上，他在批语中，肯定我进步很大，说与初中时相比“判若两人”——这个词至今印象颇深，当时很敬佩他的记性。一次他叫我课后到他办公室去，问我最近生活上有什么问题，我告诉他：“我父亲中风病倒在家”。他竟然能在上课时察觉到学生细微神情的变化予以关怀，我自己也感觉到那时上课时而走神。我自己当了教师后，也一直努力把董先生作为楷模学习。董先生后来为上海外国语学院聘请，我在光明高中毕业再未见到过他。那次董先生找我在办公室谈话，我告诉他父亲五十三岁，他说自己也五十了。如今董先生如健在，该是107岁了，想来是不可能的。
接替董先生的英语教师已记不得姓（关？）名，仅记得模样，个儿不高，面多坑洼，脸相威严，嗓音低沉，似也上了年纪。他一进教室，在讲台上摊开课本，双手按住讲台两边，开始读讲课文，45分钟间似不离开讲台。我至今牢记他讲解的课文是选自苏联小说《夜莺》（作者是波列伏依？）他用低哑的嗓音念出女主人公“莎拉玛格也芙娜”。英文拼写己忘却了，似有模糊印象的是他夫人也在光明中学任教。
高三时，教室换至我初三时那个门厅边第一室。英语老师是兼班主任的胡尚心先生了，他戴深度近视镜，也上了年纪，脸色黝黑。当年期末考是停课分科进行的。每当英语考试前一天，在学校打球的同学就围住胡先生问这问那，结果总会把考试题目摸得个底，略事准备必得高分。比我在家死记硬背全面复习轻巧得多。
说老师不能漏了校长。校长赵书文先生声如宏钟，讲话多慷慨激昂，富于鼓动性。他体态魁梧，一次借会场开大会，他上台时我正在舞台边，他在我肩上撑了一把跨上台去，我至今还感觉到他的份量。斯.大.林逝世，赵校长在校广播室讲话，言毕不禁呜咽失声，当时我们都在教室里，正起立默哀，敛神恭听。但毕竟少不更事，闻常见威严的校长恸哭而惊奇出声。某年校庆听说赵校长已坐上轮椅了。
三、不能遗忘的两位体育老师
    徐导群先生我初中时他尚未成家，可见其年青，也有为。1950年元旦文娱晚会，学校把西楼底层三个教室隔音板撤去，打通成会场，西侧用课桌拼接搭了戏台演节目。徐先生带后来为其夫人的女友来出节目，唱那时流行的解.放.区歌曲《南泥湾》，唱得真有陕北风味。
某天因雨在教室里上体育课，徐先生讲授“仪表修养”，指出年青人讲话，特别在正式场合不可手舞足蹈，如平时不注意，一旦成了坏习惯，不让动手就说不来话，就积疾难改了。他曾让一位同学做试验，把他双手缚住，一讲话，绳束里的手还想舞动，果然“不让动手就说不来话”了。徐先生还为准备国庆游行教我们唱进行曲，在教室里合着歌曲的节拍踏步，一边唱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音乐与体育相结合，歌词也记住了。
他不仅貌相英俊，教学也出色，教我们百米跨栏要领会基本动作，与电视台播出刘翔训练时的跨栏动作基本一致。刘翔的跨栏动作引发了五十多年前徐先生给我们上体育课的回忆，诸多镜头如翻阅旧照片，又呈现眼前。前几年校庆，见徐先生已满头银发了，而今这届学生也步入衰年，怎不感叹岁月无情！
王子文先生浓重山东口音，面颜黝黑，开口就是一脸笑容。七十年代我带学生外出活动曾与他偶遇，他也是带着学生，没能多说上几句话，此后就没再见到过。
这三年高中生活真有说不完的故事，如年级组织过无锡游，每年的五一、国庆游行，晚上在人民广场狂欢跳集体舞……这集体舞又让我想及每天早上到校在晨练时动员大家到操场上以班为单位拉圈跳集体舞的场景。其实我并不善于舞，但那时我是团员得响应号召带头参加，又是干部还得带动同学参加。挂在楼顶的高音喇叭播放出一首首集体舞曲——校园一派欣欣向荣气象。
四、母校光明真是藏龙卧虎之地
    我1949年进光明中学（当时称“中法学堂”）念初中，此后度过6年人生最佳时段，要回忆的往事太多了，就先说说我们同窗三年时的师长吧。中法不收女生也无女教师，到初三时才开放招收女生，聘请女教师。我记得起的第一位女教师是个湖南口音的语文老师，年轻、热情奔放。但在一次上课时，却被同学气哭了，有位高个子坐在末排的同窗，上语文课时突然举起有盖板的课桌弄出很大的声响，擅自移到靠门空档处重重放下，让这位女教师惊讶。我忘记她姓名，但我至今记得她始则气愤，还说了她抱着满腔热情来给你们上课……继之伤心，掩脸离去的情景。
记得另一教语文的女教师叫陈乃文，不过我记不起她是否给我们上过语文课。她有位女儿在光明读书，母女俩长得相像，放学后相伴离校，给我留下一个清晰的镜头，陈先生与她女儿白皙脸上露着微笑，向招呼她的学生频频颔首微笑。还有一位女教师也姓陈，高一时教我们化学的陈洪济先生。她总在我化学习题图示上画五角星，表扬我画得好。那是我的绘图技术得益于美术爱好，并非我化学学得特别好。化学课我们去格致中学做实验的。
高三时的化学教师是一位交大病休的大学生，请来代课，教有机化学。如今我只记得“芳香族”如乌龟壳状的结构式，其他知识一片空白。但记得这位苍白清瘦的年轻先生其第一堂课的开场白称“他被偷了，但不在乎自己物品被偷”，他面无表情地说，“我失去，小偷得到，物还存在”，这叫“物质不灭定律”。他说“什么叫‘芳香族’？就是你们常能闻到的汽车尾气的味道”。
高中时另一位女教师就是教历史的崇启先生了，因她的苏北口音而被同学叫“江北历史”，嗓音略沙，声调高昂，侃侃而谈，好提问学生。我因答问被她夸奖“逻辑性强”而窃喜，故而举手积极性高涨。我后来当了教师也用她的夸奖法同收其效。
高一时教历史的老先生姓包，学富五车，可惜讲课口齿不清，好像是老年脱牙致发声漏风。有次课上有同学佯去讲台边纸篓抛纸，观察全班同学除学习委员计福宝一人正襟危坐专心听讲外，眼睛一忽，只见大多数同学在底下窃窃私语、做小动作、看别的书，悄悄做数学习题……当时留唇髭外号为“斯.大.林”的班主任沈鲁民先生要我们“尊重老先生，大学教师都来向他求教，你们更应好好听他的课”。
往后教世界史的陈锦枚先生讲课秩序大改。他45分钟滔滔不绝几无间歇讲二战时苏德战场战况，我感到来不及听更无法笔记。课间只听得陈先生浙江国语抑扬顿挫，并好说“无以复加”一词，下面同学一脸肃然，直至下课铃响起，他才收起讲稿，不多一句废话地倏然离席。此前他还教过我们语文。在我一篇自以为写得较好的作文上评语：“此文若是你自己写作，该是佳作了”，原来陈先生怀疑我不是自己写的，我好生委屈，自尊性大受伤害。他是丁班主任兼任语文课，不苟言笑，据说他在浙江某校当过校长，后又传闻他因历史问题离职去了何处。这与丙班主任兼语文教师的邹梦禅先生一样，因政历问题突然消失。其时的光明中学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啊！
教过我们语文的尚有朱剑心先生, 似也留唇髭。我很欣赏他讲课, 津津有味, 包括他的语调。还有就是当过我班班主任的高仕模先生了。 他讲鲁迅的小说《药》,大声念那个卖.人.血.馒的刽.子.手的话: ＂包好！ 包好！” 声音宏亮, 至今犹在耳边。 我那时总感到高先生下午上课脸色特红润, 似有点微醺，是否中午喝过几盅？不得而知，当然不会去向他求证我的猜想。
高一时，年级有人发起组织文学小组，请年轻俊帅的陈本志先生指导，我也参加了。第一次活动陈先生发给每人一份油印学习资料，印有英国作家汤姆斯·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还记得陈先生说：学文学要以英国这位作家的小说学起，他的小说当以《苔丝》为首篇。这个文学小组再没有第二次活动的记忆。今天想来，多般因没有首选苏联文学作品有关，但该文留给我印象颇深。四年后，我在复旦大学听外文系教授杨烈先生讲外国文学时，杨先生也高度肯定哈代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见初学者从《苔丝》起步是不错的。文学也是历史，不容割裂。陈本志先生不久也离开了光明中学，我记不起他是否给我们上过语文，只留下他仪表和相貌的记忆，那时我感觉他身上就有一种文学魅力而仰慕有加，文学小组仅揭示文学的微微一角，对花季少年仅是一次短暂的文学熏陶。
高中三年给我们开语文课的老师，先后是陈锦枚、高仕模、朱剑心。到高三年级时，教室调至底层门厅边第一室。语文教师已忘了姓名（施瑛？），是位编辑出身的上年纪或长得见老的先生。嗓音不高，慢条斯理，严谨规矩；板书无龙飞凤舞之“美”，却一丝不苟笔划工整，真编辑先生也。
写及此处，师长们的形象一个个浮现出来，英语先后是董、关（？）、胡三位先生都有事可记。还有生物邢先生、地理张先生、物理蔡先生。教机械制图的姓啥？记得从工厂请来的某先生，上午课毕去西藏路大三元进餐。还有教立体几何的杨德俊先生，高三寒假出了三百道题，说高考题必在其内。他手持三角板上讲台，以他苏南口音用高扬声调读出：A B 等于C D ……。教三角的是赵易林先生（？）个子不高平顶头发，在黑板前一跳一跳画出曲线，曲线下降时，突然说拾着一只烘山芋哉，于是一阵哄笑。他父亲是复旦中文系名教授赵景深。光明中学有教音乐的赵寿生先生，嗓音极美，音乐课讲音乐家故事，我听得入迷，前些年校庆还见过面。
……最好邀三两同好，秋凉后找个清静处所，聊聊旧事，叙叙那时诸多趣事，那才是晚年乐事、爽事、轶事！大聚会是热闹，开了两桌也仅是热闹而已。一年一次足也。要说说话三四人足也！坐了两桌连说话都难。
五、后 记
    这些回忆碎片原是我多年前写给高中同窗黄智强君的怀旧邮件，真如翻检尘积了快六十年的记忆相册，照片泛黄，有的更是模糊不清，辨认困难，只得翻捡尚能记得起来的。我们是怀旧寻故，寻回花季岁月，温润渐次衰老的心灵；不求精确，不讲严密，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让我们的心灵漫游在半个多世纪前我们最精彩的年华，享受这怀旧的温馨，亦望我们老校友共同回忆，把一块块碎片拼成整块光明中学往日时光美丽的

 转摘1957届曹炽康老师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