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历史老师 追思最崇敬的崇启老师
1957届李杏保
1966年8月的-个闷热黄昏，我像契诃夫《套中人》的别里科夫那样，用一件米黄色的雨衣把自己紧紧裹住，惊魂未定地走出了市轮渡延安东路渡口，沿着外滩西面的中山东路，向人民路新北门方向走去。
从学校回家，本该从塘桥摆渡，取道董家渡去城隍庙。谁知我雨衣里的夏布衬衫上，已被红卫兵贴上-张书写着“牛鬼蛇神”四个大字的标语纸;红卫兵们还凶神恶煞地责令说:“背上的四个字不准拿下，纸头不准有一点损坏，否则就砸烂你的狗头!”含垢忍辱地干了一天打扫厕所之类的杂活儿，挨到了校内的监督“眼睛”纷纷离校时，我才苦涩不堪地穿上不合时宜的雨衣悄悄溜出校门，惟恐被任何一个熟人认出。
在华东建筑设计院门口，一位穿着灰布列宁装、同样不合时宜的中年妇女的背影在我眼前掠过。她，身材瘦削，步履坚定;头发枯涩，却依然梳理整齐;分明是被迫去干粗杂、简单劳动的装束，却透射出高尚大雅的气度与精神。这一非同寻常、却又似乎相当熟悉的身影，令我萎靡低沉的心绪为之一震。一瞥前面便是金陵中学，立刻联想到她肯定是从光明中学调去的崇启老师。我加快脚步，赶到她前面。果然--她正是我读高二、高三时任教历史课的崇老师!
“崇老师，……我，我……”我低声地叫了她一声，却又不知下面的话该从何说起，泪珠几乎夺眶而出,“我在学校被斗了!我告诉您一声，您不必理我了!57届乙班李杏保”“你不是光明中学蒋忠伟老师班的李杏保吗?”离别了近十年的崇老师一眼认出了我，不顾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坦然而温和地问道:“你们学校能斗你个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今年才28岁，怎么会成了要被‘横扫’的‘牛鬼蛇神’?”“是啊!你才28岁。你的全部生活就是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崇老师俨然是一位历史老师地概括了我的历史，然后，口吻无比信任地劝慰说:“自己生活的历史是自己写的!不要怕别人说!要相信自己，要相信历史!”
我没有完全弄清楚她的这番话是对我说的，抑或也是对她自己而言的。说实在的，她当时是我心目中崇敬的优秀老师之一，但我并不了解她的历史。类似这几句书上也曾看到过的至理箴言，由我的历史老师当面对我宣讲，我显然感受到了它在现实生活中所能迸发的巨大鼓舞力量。我意识到，在我的生活史册仅仅打开落墨不多的扉页，以剧烈的“震荡波”毁我、诬我，都不能算是对我走上生活道路不久而做出的公正历史判断:语文教研组有人搜集了我在《燕山夜话》所作的眉批与段评，批判我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姚文元等人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反驳说，去掉“资产阶级”和“反动”的定语成分，试问，28岁的青年教师有什么资格成为“学术权威”;一些并非由我任教班级的学生，被某些教师挑唆了写大字报揭发我“在黑板上写反动标语”，我不禁反诘那些同学，你们有什么现场证据说我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下的教室里做出现行反革命的行为?为什么我所任教班级的学生却并无一人认同你们大字报上所列的“罪证”?……崇老师的话，再一次激发了我辩诬的勇气，增强了我坚信自己无罪即可无畏的精神力量。此后不久，我被关进了“牛棚”，受到了更令人难堪的诬陷和凌辱，一度想以自杀来摆脱难以承受的打击。每当在“牛棚”以泪洗面、痛不欲生之际，心底忽然又涌起了“要相信自己，相信历史”的警言;想到了此时此刻也一定在罹难遭罪而仍能坚信自己所写历史的崇老师……
我竭力回想崇老师在通往金陵中学的那几十米路上所迈出的坚定步子，试图努力用这样的信念支撑起尚未被彻底摧垮的精神世界。
回忆我在高三毕业前夕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刻，崇启老师不愧是启迪我度身确定深造方向与升学志愿的指导老师。她应用自如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和教书育人的诚挚情愫，吸引着我从文理两科的徘徊中彻底转向了文科。记得有一堂课，她侃侃地阐述了“选择阅读”与“人生选择”的关系:一个有宏大志向、高尚理想的青年，必须善于阅读大量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经典作品。她还着重介绍了上一届一位优秀同学在高中阶段阅读过的一系列中外优秀作品。当她问到我们作为一个革命青年为什么必须认真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著的《怎么办》时，我羞愧得几乎无地自容。我那时根本不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不能与熟读经典并善于从中汲取养料的优秀同学相比。我暗下决心要急起直追。
考进大学后，我向图书馆借的第一部书就是《怎么办》。反复把这部长篇小说“啃”了两遍，总算悟出了俄罗斯那位伟大的民主主义作家在书中所张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这部小说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作品塑造了职业革命家拉赫美托夫、空想社会主义者薇拉和道德理想主义者罗普霍夫等新人形象，他们在俄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之前探讨和实践了一系列革命生活中“怎么办”的问题，他们是一群平民知识分子的革命者。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少非共产党人，以书中优秀革命者为榜样，对人民、对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少有益的事，从而把自己称之为“党外布尔什维克”。
由于家庭出身的关系，我在政治上成了队、团、党的“三不碰”人物--读小学时我曾被一位地下党员的政治老师举荐为学生会主席，后来却没有资格戴上红领巾;初中毕业时评上三好学生，曾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中学;高中毕业时作为上海市的中学毕业生代表，在上海《青年报》上发表书面谈话，表示能坚决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即使到农村中锻炼，也做好了应有的思想准备，可是，我的入团申请却被永远地搁浅在毕业前夕的一次审批会上;我作为1957年步入高等学府的一名大学生，是在隆隆的反右斗争炮火中接受党的教育和严峻考验的，在党组织的启发诱导下，我天真无邪地向党交心，结果却成了“坠入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泥坑”的典型，于是，入党的念头在头脑中就压根儿不敢闪它一刹那。我自问还是一名要求进步的青年，为了维护党的纯洁性，我向政治辅导员表示要努力当好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政治辅导员赞许之声似乎还在绕梁未绝，-个变脸，他却又引经据典地对“党外布尔什维克”论进行了尖锐的抨击。现在，这位辅导员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哲学博士生导师，他永远不怕他的批判哲学被别人驳倒。每念及此，我无需惭愧，更无需后悔。我用生命书写的毕竟是我的一部真实的历史。
28岁，我被关入“牛棚”，身心受到极大摧残;38岁，我被“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之流定性为“右倾翻案”，慷慨赴藏，扼腕天涯。在危难时，我依然“相信自己，相信历史”，终于盼来了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的春天。在全国结束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之后，书写个人历史的过程中却还会出现某些干扰和波折。48岁，我被通知要做好出国访问准备，一股“宫廷政变”的暗流就开始浮出地面，我作为-名在民主选举中产生的非党员系主任，却受到了以系党总支书记为首的一些党内外教师的责难，逼迫我将创业维艰、惨淡经营而筹集的我系科建设经费交出来让大家吃光、分光;58岁，我终于在有关领导部门的直接关心下，排除连续多年的干扰，通过正常审批程序被正式批准为语文教育学科的正教授，然而，我的对手们却可以借用手中的权柄，将我摒除在教学任务之外，制造所谓的“评聘分离”。经过了多多少少风雨的考验，我对这一切早己能泰然处之。我仍以自己生命追求的努力去书写自己事业研究的历史。值得庆幸的是，我终于将我国语文学科教育的100年历史写成了一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获得全国优秀教育图书二等奖，从而为我国语文学科教育完成了一门历史性纵深研究的研究生课程建设，并提供了二百多万字的系列教材与参考文献。我多想以这样的成果向崇老师汇报啊!
-些偶然的时机，让我也多少了解到崇老师的一点历史。上世纪90年代，曾与我“患难与共”过的敬业中学老校长、民盟上海市常务副主委翁曙冠先生，一再动员我参加民盟组织。不久，我担任了民盟上海师大的委员，从师大盟员的名单上我看到了崇老师的名字，了解到她在退休后曾在我们上海师大任教，受到同学们的交口赞誉。又不久，我从上海师大好几位师友那里得知，崇老师在前国民党统治时期便是才华横溢、赫赫有名的女国大代表，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她不免要为她的“政治历史问题”而受到冲击。由此，我更敬佩她的沉着、镇静、正直和诚挚。
前不久，宋美龄女士逝世，在她后获得中外一片盛誉的日子里，我特地去购买了一部精美的《宋美龄画传》。随手一翻便看到有几帧“宋美龄和女国大代表”的珍贵照片。我想，其中必有崇老师的倩影。我掩饰不住自己有这样一位名人老师的无比自豪，情不自禁地告知曹炽康兄。有一天当炽康兄在崇老师家附近的新华书店买了这本书送给她，并指点着这几帧照片问及崇老师时，她却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平静，而她的黯淡的眼神突然变得闪闪发亮。她说:“要知道这几帧照片中有没有我，必须要拿我年轻时的照片来比照。不过，我年轻时的照片都交给我在美国的儿子收藏着。”崇老师这个既不肯定、又不否定的巧妙回答，其实不也正是她的历史观的真实写照吗?据她的保姆事后对曹炽康说，崇启老师在那天表现出异无寻常的高兴，她平时看书，看一忽儿就放下了，而在那一天，这本画册她几乎翻阅了一整天。
“相信自己，相信历史””。任风云变幻，任乾坤沉浮，任命运逆顺，史当由史，我自为我;宠辱皆忘，不卑不亢。这就是我永志不忘的崇老师，是值得我由衷崇敬的、启迪我“相信自己，相信历史”的、最好的历史老师。(04-8-18初稿,05-1-29定稿) 李杏保
崇启老师教育思想一则
1954届袁祖尧
刚入光明中学时，由于年龄小，好动、调皮，上课不专心听讲，搞小动作，特别是文科，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在下面做与课堂无关的事。一次崇启老师在课堂上严肃地批评我，下课之后我以为事情也就结束了。第二天下午我班没有课，崇启老师把我叫到操场上，我以为又找我麻烦，反正谁叫我在课堂上犯了纪律，摆出一付死猪不怕烫的架子。不料崇启老师首先作了自我批评，在课堂上批评你，伤害了你的自尊心，老师向你道歉，一下子把我紧张的心情放了下来;接着崇启老师说革命纪律是革命成功的保证，又接着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明辨是非，可以明志，又举了许多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来激励我上进。通过这次谈话，使我认识到纪律的重要性，也使我认识到历史课的重要性，对我一生的影响重大。往后在高中学习阶段，我的历史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到了成年以后，历史一直是我最关注的内容之一。自此以后崇启老师一直与我保持着密切联系，她不仅是我的师长，也是我人生的启蒙者。崇启老师就是崇高的启蒙者的化身。怀念您，崇启老师!(2014年2月)
1989年8月在光明中学教师办公室，崇启老师和57届校友深情叙谈（照片摄影 曹炽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