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班的岁月值得回忆。上世纪60年代初，母校已是一所有田径等多个传统体育项目的市重点中学，有优秀的体育师资和相对完善的运动设施。为了培育全面发展的少年体育苗子，母校联合黄埔区少体校创办了田径类体育班，学员是从初一各班中挑选的体育特长生。
为了不影响正常的教学，我们上午在校学文化，下午在校外体育场进行训练。体育班由跳跃、长跑、短跑和投掷等专业训练组所组成，我参加了跳跃组。我们的训练运动量是比较大的，譬如，跳跃组要进行体能和技巧的训练，一个下午，大家汗流浃背是家常便饭。记得有一天很热， 教练发现我们在训练时有点松弛，于是当场下了“死”命令：“你们起码要跳过自己身高，否则就要被淘汰。”他的激将法真起了作用，在往后的训练中，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坚持完成训练任务。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校运动会上，我班总分名列前茅，在区中学生运动会上，我们也取得不少名次，有的学员还获得国家级运动员称号。以我班体育委员孙月根为例，由于体育班的培养和造就，成为了专业运动员。他从母校直接被选送到市级篮球队和体育学院，先后担任过市级球队队长、教练、篮球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和轮滑协会副主席。退役后到市公安局工作，是三级警监，担任公安部中国前卫女子篮球队教练。退休后他还活跃在体育界。然而本人却没啥出息，仅获乒乓球国家少年级运动员称号，不过我增强了毅力，学会了“坚持”，这是一生受用不尽的宝贵财富。
在学习上，有人认为体育班“不务正业”影响学业，其实并非如此。例如：原初中体育班有19位学员，后来成为65届高三（5）班的同学，他们初中时基础扎实，高中时成绩显著提高，毕业后全部考入大学，其中有7位还分别在清华、北大、复旦、交大、同济和西军电等名校深造。
我们取得的点滴收获，是母校老师、区体校教练和各有关方面人士辛勤工作的结果。如今，我们想念母校体育教研组的吴时钧、徐道群和王子文等老教师，他们协同教练指导我们训练，还不辞辛劳地准备器材，是为人师表的好前辈。我们常想起许彬林教练，他是区少体校的年青老师，国家一级田径运动员。他平时嘻嘻哈哈好似一位大哥哥，可是在上训练课时，却十分严肃，一丝不苟。体育班停办后他回原单位，依依惜别的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我记得，学校为保障学员健康，在母校隔壁居民食堂为我们免费提供营养午餐，我还记得食堂负责人陶阿姨为我们千方百计改善伙食。这些关心和帮助过我们的人们，都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遗憾的是，由于我国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体育班红红火火地运作一年后无奈停办，班史就此成了光明史册中不可或缺的一页。
回忆了体育班有意义的过去，还想回顾母校光环下的亲身经历。
“复旦深造”得益于物理老师高水平的教学。老师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陈宗煜老师，他名牌大学毕业，知识渊博，讲课慢条斯理且重点突出。他的授课让我对物理学产生爱好，还引发我对安装半导体收音机的兴趣。记得和乐维枞、周昭忠和陈行五等同学，经过自学、实践和交流，从制作单管来复式开始，逐步安装到六管超外差式，既学到电子技术，提高动手能力，又为今后个人发展打下基础。
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次年，在班主任乐嘉炳的指点下，我满腔热血地报考复旦大学。我喜欢物理，第一、第二志愿分别报填物理二系和物理系，最后被物理二系原子核物理专业所录取。
进复旦大学不久，老师就指定我和王世明同学负责并管理课余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科学宫》，次年，老师又把试制袖珍核辐射报警器任务交给我俩。这是铀矿人员佩用的防护设备，设备虽谈不上高精尖，但要求做成烟盒大小也有相当难度。通过认真设计和精心制作，最终取得成功。当我俩正可为国防建设做出间接贡献时，“文革”爆发了，不仅迫使我们放弃原定生产计划，而且还看到批判我俩走“白专”道路的大字报。
1969年夏，我参与由专业老师牵头的研制全晶体管射线计数器的科研。在试制关键部件锂漂移金硅面垒型探头时，正好是大热天，实验室当时没有空调，我们要24小时值班，精细控制“漂移”的参数，经过反复试验，终于研制成功。我们完成整机的安装及调试后，按时报送有关部门。数年后我才得知，该仪器是搭载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备选仪器。
“专业转向”得益于母校数学老师的培养。我崇拜母校多位数学老师，并喜欢上数学。刘光炜老师在数学概念完整性和严密性方面高人一筹，是他夯实了我的数学基础。被学生爱称为“Kπ”的邓文华老师，对三角方程妙趣横生的求解并根方法，使我学到最优化解题的思路。黄裔老师严谨的逻辑思维方法也让我受益匪浅。这些都对我往后学习计算机软件技术有很大的帮助。
我的首份工作是在湖南长沙一所中专担任数学教员。粉碎“四人帮”后，我利用业余时间，常去省计算技术研究所旁听计算机技术讲座。次年，我有幸被学校选派往中南大学脱产学习计算机专业，并取得优秀的结业成绩。回校后我担任算法语言程序设计教员，从此，我的专业转为信息技术。
1980年，我调入湖南省子计算站，使用联合国援助的IBM中型计算机进行人口普查数据处理及人口预测，还为国家经济信息系统及省统计局开发软件，获成果奖。1982年，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被安排到省政府经济研究信息中心，负责（省经济信息）系统建设处的工作。
“调回上海”得益于母校的名望。我夫人邵佩娟与我是母校及大学的学友，我俩一起到农场锻炼，又一起到长沙市任教，她是高中化学教师。1994年夏，上海浦东新区面向全国招聘高中教师，在光明母校好友刘明蓉、李君平的鼓励和帮助下，她来沪应聘，并通过考试被录用。在农场战友的推荐下，我去上海市统计局求职面试，曾就读过向明中学的时任局长，得知我在光明中学读过6年书时，首肯地说：“当时向明和光明都是市重点中学。”母校名望是促成我调回上海的催化剂，次年初我调入市统计局，之后，我负责管理网站直到退休。
我的经历说明一个事实，没有母校栽培就没有我今天所获得的一切。
我还牢牢地记得，刚回上海时我俩面临诸多困难，李君平、韩成纪和乐维枞等母校好友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解决居住和其他问题，我们真正感受到老同学的大爱之心。我俩要感谢各位，还要感谢培养学子的母校。
其实还有许多值得回顾的往事，可是随着岁月流逝，记忆不免有点模糊，然而，我不会忘记老师的谆谆教导，也不会忘记体育班那段美好时光，更不会忘记我的“光明”梦。我衷心祝愿母校再创辉煌，为培养新时代的青少年再立新功！母校对学子：大恩无边，大恩无疆！学生对母校：此生，大恩难报！我真想重返母校，再续“光明”梦。
今年正值我们65届高三（5）班毕业50周年，我谨以此文表达对母校及老师的感恩和对体校教练及其他相关人士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