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7日，父亲在与肿瘤抗争了4个月后，在北京肿瘤医院安详地走完了八十余载的人生。从2010年11月8日 B超查出肝部有占位性病变起，经历了到各大医院咨询治疗方案、第一次入院实施介入治疗、第二次入院实施介入治疗、化疗反应剧烈导致高烧15天、出现黄疸、第三次入院维持生命、到最后肝昏迷、停止生命的过程，眼看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想想就要生死离别，背着父母流了许多回眼泪，煎熬的滋味真是不好受，由于病情发展之快超出了我的想象，对他的思念只有在他离世后才去回味。

我父亲1930年在江苏江阴出生，初中是在无锡怀仁中学度过的，高中就读于无锡辅仁中学，1947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1949年3月在大学经汪康时介绍入党，并担任“交大生活”第4任社长，1950年2月因工作需要提前毕业（为此，1985年2月28日收到补发的、由翁史烈校长签发的交大毕业证书），经过短暂的市委党校的学习后，来到上海光明中学担任副教导主任，至1954年9月调动去北京，共计4年半，时间不算长，却与光明中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曾说：“几十年来，经历得太多，甜酸苦辣难以说得清楚，情感有些麻木，但是对于光明的情结却无时不浮现出来”。经交大的同班同学、同为地下党员的李越果介绍，到了国家计委交通局（告别仪式他也来了），不料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挨批，于1958年3月被定为右派，那时我才出生2个月。然后就是遣送到东北北大荒850农场，经受了3年多的磨难后，又无奈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乌鲁木齐的西北方向500余公里），直到1966年我随母亲柴嫣君到了新疆后，才算开始与父亲一起生活了。直到他离去后，无尽的思念触痛了我的心灵，一闭眼，他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怎么也不忍心睁开眼去打断和他在一起的天伦之乐。父亲对于我一生受益匪浅，他为人正直，敞开心怀，以致知心的朋友无数；他心胸豁达，忍辱负重，以致历经坎坷无所畏惧；他传统现代并驾齐驱，以致知识渊博为人师；他思维敏捷，条理清晰，以致难题总能化为解；他勤于思考，善于推敲，以致事半功倍叹是巧；他与时俱进，学以致用，以致（晚年）电脑业余高段位（水平不一般）。以下简述我所经历和记忆（也就是我到了新疆之后）的他的人生片断：

片断一：受右派影响文革被带高帽子揪斗并遭受皮肉之苦后，再三嘱咐我们保管好用竹子和纸糊的高帽子，免得下次揪斗时出更大的麻烦。

片断二：文革期间他被关押，刚满一岁的妹妹因病重，耽误治疗。出院回家后，他看见奄奄一息和蛇皮状肌肤的骨肉时，无助的眼泪。

片断三：下放到最艰苦的地方，迫于生存，一天3趟，往返数十里背柴，一高一低父子的脚步挪动在荒漠戈壁和盐碱泥滩，常常倒下的我被身负重担的父亲搀扶起来。

片断四：流离失所并没有对生活绝望，每到一个新地方总要盖起一间干打垒小屋，从挖土、脱坯、垒墙、盖顶、抹皮，最后对着自制的“土木建筑”满意地凝望。

片断五：就是在全家5人只有每月48元生活费，靠捡拾菜叶维生的生死关头，经历了多次致命打击（反右和文革）的母亲不离不弃，绝对是他心灵的支柱。

片断六：在右派还未改正的1977年，我高考成绩较好，多少是个安慰，他说：“补习一点高等数学和英语吧，我还凑合能帮你一点。”想想经历半生的磨难，离他当年的求学也有近30年了。

片断七：右派改正调回北京的火车上，他思绪万千，写下以下感言：“昔日饱尝廿载辛酸，今日挥别博尔塔拉（注：新疆农五师所在地），再多打起一点精神，明日征途还需奋进。”尽管蒙难多年，但对那里的热土和朋友依旧深情至今。

片断八：信息化时代日新月异，计算机软硬件更新换代，每每有新产品问世时，常常接到他的电话说：我安装了新版本的windows XP（也不知那么多繁琐的驱动是如何被他搞定的）；我刻录了双层DVD（D9格式），比原先的容量大一倍，近几年他下载的文学和音乐收藏刻录了数百张光盘，只好在天国里欣赏了。

片断九：住院期间，由于阻塞性黄疸造成皮肤极度瘙痒，两次不小心拉出胆汁导管，他愧疚，又不乏幽默地对大夫说，“是我的过错，书面检讨已经写好了!”

片断十：对于生死他很淡定，最后的日子里，关于他自己没有说什么，只是希望家人、好友、所有所有的人都安康吉祥，让我们珍惜自己、珍惜友情、珍惜现在，以实际行动告慰他吧！

其实，我父亲是一个做到了普通人应该做到的普通的人。

                                            吴志昌

2011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