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我的中学老师陈素珍

66届（5）班  王麟生

光明中学校庆100周年时，那时我已经回到了上海。当时我最希望见到的除了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外，就是我高中的班主任陈素珍老师。当时我虽然考上了大学，也读完了大学，当上了大学老师；虽然学习和工作的专业是我高中时最不喜欢的课程之一——化学，但我还是很想告诉陈老师一声，继承她的衣钵的弟子——当化学老师的毕竟就我一个。

我很想见到陈老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有一份深深的歉疚。我非常想当面向陈老师道歉，因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伤害过她。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刮到学校，作为我们高三（5）班班主任的陈老师和学校的大多数老师一样首当其冲，成为我们批判的对象。在一次班级召开的批判会上，我当众朗诵了一首打油诗，内容当然是批判陈老师的，具体什么就记不得了。虽然我从来没有打骂过老师，但这同样会造成对老师心灵的伤害。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我这个保守派，又是非“红五类”的职员子弟当然是越来越跟不上日新月异的革命形势了。不能去北京，只好去步行串连，要上井冈山，走到南昌，大雪封山就被遣送回了上海。再后来虽然名义上也参加了红卫兵，但只是在学校里看看大字报，其实什么也不干，十足当起了逍遥派，在那段时间里也一直没有看到陈老师。学会了骑自行车、下围棋和游泳，是当时的唯一收获，还真得感谢同学张自强，他可是我的游泳启蒙教练，当然那时是不收费的。

再后来进工厂劳动锻炼了半年，在先锋造纸厂当钳工，扛着大板钳，跟着我那大块头师傅，到处巡逻修管线，星期天拿着厂里发的月票，走遍了上海的东西南北。就这样无所事事，过了一段无忧无虑也无所作为的日子。我还真羡慕同去的同学章扬宗和谢德林，在厂里一起劳动的市六女中的学生中找到了终身伴侣。而我则一无所获，只得乘上火车，远走天涯，开发北大荒去了。

校庆那天上午，和陈老师匆匆地见上了一面，还没来得及说上几句话。当时想，反正我们班晚上还有一场聚会。然而因为家中有事，那天晚上的聚会陈老师没有来，照片上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是教我们高中物理的陈宗耀老师——也是一位深受我们欢迎的老师。我们相会在原来我们高三（5）班的教室里，这在当年是全校最敞亮的教室，一面开门，三面临窗，四面来风，20年以后我们又重聚在这当年曾经留下我们中学时代多少欢乐和痛苦的教室里，但是陈老师不在！

校庆分手以后，我们各自走进了繁忙的工作之中，这期间一直没有机会再见到陈老师。大概几年以后，突然传来了陈老师去世的消息，我们不禁大吃一惊，以陈老师的年龄，她不应该这么早就离开人世，离开她深爱的家庭，离开她的儿女，离开我们这些想念她的学生。后来我们才知道，正因为她太热爱自己从事的教育事业，太关心自己所教班上的学生，以至于耽误了自己治病！

当老师曾经是我最不愿意做的工作。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曾经有机会可以离开农业连队去场部当老师，到后来一起去农场的高中生甚至初中生都当上了老师，我却毫不动心。一直到离开农场前夕，我仍然是一个农工，我却无怨无悔。然而我最终仍然没能挣脱命运的安排，当了大半辈子教师，而且是当初不喜欢的化学教师。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教师地位远不象现在，连商店柜台上的服务员都希望大家叫他一声“老师”。记得大学临毕业时，我曾经写过一篇未曾发表的文章，为辽宁的几位小学老师在旅馆受到的不客气的接待大发议论，深感教师地位的低下，为自己即将走上教师岗位不寒而栗。

如今我二十多年教师当下来，想法却改变了。倒不完全是因为教师地位提高了，工资收入增加了，重要的是一份与学生的感情。学校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看到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走进学校又走出学校，走上社会去建设社会，还有什么工作比教师的工作更有意义呢，和年青的学生在一起，你的心情将永远年青！

当了二十多年的老师，我才真正体会到当年陈老师的悲哀和文化大革命给她的深重打击，被自己深爱着的为之付出心血的学生不理解，这是何等痛苦的事情。而当年我们这些二十来岁尚未走上社会的中学生怎么能体会得到呢？而如今，我们已经无法再向陈老师倾诉我们的懊悔和醒悟了！

        假如有一天去为陈老师扫墓，那么我们一定要告诉陈老师：社会给了我们这些当年的中学生沉重的但又是难忘的教育，在人世间最重要的是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父母，爱老师，爱家庭，爱同学，爱朋友，爱一切美好的事物，不应该让仇恨、嫉妒和斗争来伤害我们以及我们的下一代再一代直至千秋万代人的心灵！

                                                            本文写于2006年

光明校友在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