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校长赵书文同志(吴德琛)
发布日期:2010-03-29   来源:   作者:

 

2010年春节刚过,我接到光明中学曹斌同志的电话,她告诉我,老校长赵书文已经在221去世。事先他早有遗言,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丧事一切从简。我把这个消息迅速地告诉了周围一些老同事和老同学们,大家都表示深切的悼念。

赵校长比我年长20岁,是我的长辈。我们相识近60年,来往算不得十分密切,但是我从中得益很多。近一些年来,我经常挂念着他的行止和健康,思想老是会定格在和他见面交谈时的一些感人场景上,他的豪爽和坦诚令我念念不忘。现在他去世了,我禁不住要写一点东西作为留念。

我和赵校长初次见面在1951年。我是1950年初来到私立中法中学的,经过师生们的努力奋斗,学校得到了新生,并且更名为“光明中学”,1951年教育局派来了新校长,他就是赵书文。

对于新来的校长,我们年轻人抱着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他是复旦大学教授,留洋的大知识分子,地理专业,来到中学里工作是“大材小用”,我们对他有着很高的期望。另一方面,他又不是我们私下里期盼的来自老区的革命老干部,我们对他的信任度并不很高。我们相约:逐步观察,他做得对的我们就支持,做得不对的我们就抵制。

新校长上任以后,表现不错,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他有着东北汉子的热情豪放,待人真诚,对于我们搞的许多政治运动也很支持。当时他全家住在学校三楼,我们青年教师和团委的人经常去三楼他家汇报工作,互相协调,教导主任徐时中对新校长也表示满意。

解放初期上海的学生工作,党委只是原则领导,具体组织工作委托团委来实施,所以我的直接上司是嵩山区团委,书记计媛澄、祝幼婉,下面有刘济、汤启文、刘文鸾等等,三天两头要听我们的汇报。那时政治运动频繁,一个接着一个,团区委干脆直接给学校排定日程,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晚上又是什么,要求我们照章执行,但是,这个日程还是要拿到学校里和校方协调,赵校长大部分是支持的,但有时也表示,停课搞运动太多,对于教学影响太大,要我们收缩一些,我们当然不大满意,有时争论不休,有时当面顶撞,弄得脸红耳赤。现在看来,我们当时是有缺点的,机械地强调我们的一套,对于教学方面考虑不多,对校长本人也尊重不够。

有句话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是什么意见都敢提。记得有一次向校长开炮,说校长处设招待烟,由公家报销,不合理,应该取消。赵校长倒是从善如流,立即取消了招待烟。

还得加一个插曲:每次去校长那里,他都要请我抽烟——解放后流行“飞马牌”香烟,我盛情难却,又出于好奇,不知不觉地抽起来,抽着抽着,好像有了一点瘾,于是开始悄悄地到街上买烟,于是,在校长的引领下,我加入了烟民的行列,整天把手指熏得黑黑的。可是好景不长,半年多以后,遭到了学生团干部的批判,说我二十来岁,叼着烟卷,老气横秋,脱离群众,我不得不宣布戒烟。此是后话。

总的来说,我们和校长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一方面,解放初期有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事不对人,可以争得脸红耳赤,但是从不牵涉到个人恩怨。另一方面,赵校长比较大度,不跟我们计较小节,而且从善如流。

以后有两件事情大大地改变了我们对赵校长的评价,其一是1951年底开始的抗美援朝参军运动,面对着激荡的爱国潮流和英勇献身的考验,赵校长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宣布,坚决带头动员儿子参军(后来他儿子真的参了军),这一下全校群情鼎沸,高潮迭起。赵校长此举显示了他的人格高尚,令我们在激动之余,更刮目相看,全校师生也都以有这样一个深明大义、冲锋在前的好校长而自豪。其二是1952年夏季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赵校长在全市教师大会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实事求是的勇气,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只有心底无私,才能如此坦荡。

 

在赵校长的带领下,光明中学逐步走上正轨,到了1953年改为公立,师生们皆大欢喜,从此步入良性轨道,毕业几十年的同学相聚时,无不津津乐道当时在校时受到的良好教育,对于老校长的热情豪放以及大刀阔斧作风,记忆犹深。

 

1954年秋天,我调动去北京,差不多同一时期赵校长调去上海教师进修学院当领导,我们之间信息隔绝,再没有联系。我在“反右”和“文革”中挨整时,有时会联想到他的处境,他是民盟成员,当过陈仁炳的副手,陈是上海乃至全国有名的“右派人物”,依照赵的性格,是很难安全度过那些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和人为地布置的各种陷阱的,我默默地为他担心。

时光易逝,一直到了1986年光明中学校庆100周年,我去杭州开会,会后应邀到了上海,那天在光明大礼堂开庆祝会,看到了赵校长。他在台上,我在台下,因为参加的人很多,只是淡淡地打了个招呼,由于分别太久,彼此都有点生疏,不知道各自的处境,不摸底细,我只知道他在《辞海》任编委。

时光又流转到了1995年,我又到了上海,老同志们有个聚会,七八十人济济一堂,这天赵校长也来了,我们拍了团体照。我发现,赵校长还是像过去一样热情,还是那副大嗓门,愿意参加同学们的活动,对光明还是一往情深,和过去变化不大。

19975月,又是一次上海聚会,到的人更多,过去那份校友情谊实在难以忘却,相见时其乐融融,说不完的话。我打听到赵校长在华东医院住院,就和曹寿生和赵蔼劼两口子、柴嫣君(当初都是学校同事)同去拜访,他主要是腿脚不便,行动困难,我们在病床边聊天,共同回忆当年的学校生活,过去的一幕幕在脑海中闪过,分外亲切。那天,赵校长特别兴奋,说了很多,最后用他那大手一挥,“吴德琛,咱们是老朋友了,以后多联系,只要你来到上海就一定要来看我,这是一条规矩,如果你不来看我,我要不高兴的。”我们赶忙连声应诺。

200010月我又去沪地,这次首先安排的是走访赵家,还是四个人,从曹寿生家出发,打车直奔安顺路赵家,我们援梯而上,直奔四楼,老曹腿脚不便,抓住栏杆勉力登攀,已是气喘吁吁。赵老见到我们应约而至,特别高兴,吩咐阿姨做饭招待,我们略有推辞,他又大手一挥,坚决要我们留下午餐。我留意到,终究是90岁的老人了,赵老的腿脚伤病比较严重,走路时直不起腰来,双手撑着小凳子,弯着腰费力地一点一点往前挪,他已经无力走下四楼,只能整天困在居室里。好的是他精神闪烁,谈吐思路清楚。我们还见到了赵老的老伴陈善祥,她在上海可是个知名人物,担任过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总干事,现在看起来比以前消瘦得多,动作也有点迟缓。我还注意到,赵老家的房子并不宽敞,一套旧式两居室,设备陈旧,家具杂陈,光线也不太好。老俩口再加保姆,有些转不过身来,按照赵老的资历,他应该得到宽敞些的居室,但是赵老不愿意我对此提出问题讨论,连说房子可以了、可以了,他大概是自奉简朴,不愿意向国家张口,我也不便再说下去。赵老退休以后,仍旧关心他的地理科学,他拿出写好的一篇稿子,内容是强调地理学科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要我看看(回去以后,我看了文稿,并且做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回寄给赵老,得到赵老的表扬,此是后话)。另外,赵老关心一本“地理文摘”的刊物,是由张文彩老师等编辑的,颇得读者欢迎,在不久以前国家出版局整顿杂志刊物的过程中被除名了,赵老很不高兴,说要想办法恢复起来。

20019月又到上海,我和曹寿生等深感当初光明的老教师已经大半作古,我们要抓紧时间看望一些老人,我们去看了吴季鑫、陈怡午,又去黄浦区医院看了崇启老师、王元年老师。又转过来到了华东医院赵校长处,他很激动,但碍于医院规矩,我们只能小声议论,礼节性地互致问候,这次没有讲太多的话。

200310月,我到上海参加53届同学毕业50周年活动,会后还是四个人匆匆去了安顺路,此时似乎老伴陈善祥已经不在了,赵老的大嗓门依旧,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讲话。最后,他居然透露了当年的一桩内心秘密,他说,“多年的相处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保留的,有一些话我一定要说出来才痛快。当年,我对你们搞那么多的政治运动影响课业是不满意的,我当校长有我的考虑,不能都跟着你们走。于是,我向区教育局不断反映,以后甚至要求教育局将吴德琛调走。现在看来,我当初的认识和做法有点过分。老吴是好人,你多次来看望我,我内心很感谢你。”我们四人听了,当场发愣,谁也没有办法往下搭话。赵老的坦率令我们感到意外,在信得过的朋友面前,居然什么都讲,无所遮拦,这种出乎心灵深处的感悟,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赵老的这一举动更令我深思,我彻底地为他的人品所折服,什么叫“心底无私天地宽”,赵老就是榜样、写照,老赵就是丰碑。我见过的共产党员上千上万,有几个能像赵老那样心地无私,一点杂念都没有的?他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的人品远远超过一般的共产党员。我这一辈子交过不少朋友,也经常能看到他们一些闪光点,但是像赵老那样处处有着明亮闪光点而令我一辈子难以忘怀者为数很少。我敬佩赵老的为人,引为知交。

200610月,光明中学120周年校庆,我有幸参加,我原约曹寿生夫妇同去看望赵校长,但是老曹推却了,他的腿疾已经无法爬上安顺路四层楼的赵家,老曹委托我向老校长问好,遗憾的是,这次我们看到的老赵已经今非昔比,96岁高龄的他已经木讷,我们说得多,他只是低下了头,很少有话,无法交流,我们说的话他是否都听进去了也成问题,我和柴嫣君两人感到悲伤,在人生旅途上,他正在走向终点,我们只有默默地为他祈祷,祝他一切安好。这个秋季我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先是看到赵校长的老态,不久,我离沪返京不几天,老曹因脑梗塞病倒了,成了植物人,在坚持两年以后,终于离开人世,老曹的夫人赵蔼劼也重度失忆,难于交流。造物者不会因为我的痛苦而放慢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我只有徒呼奈何。

2006年以后,我失去了赵校长的信息,打电话没有人接,听说他的儿子把他接走了。我向张文彩老师打听,因为张老师一直和赵校长比较接近,但是张老师也不知道赵的行踪,我们默默地为他祈祷。直到今年二月,有个消息说赵校长还在人世,掐指算来,已经快100岁了,真是不简单,有多少人能够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一个世纪?可能几万或者几十万人中间才有一个,赵校长是其中的一个,他在挑战生命的极限,虽然生命之火已经微弱,但是还在坚持着,他要创造奇迹。

222,我接到光明校友会曹斌老师的电话,赵校长已经在21日仙逝,预感中的某些事情终于出现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心情,反正是五味杂陈,有伤感、有回忆、有感叹,赵校长终于从多年的病痛中解脱出来,归向那永远的栖息地,他的灵魂终于得到安息。一个创造了百年长寿的肉体逝去了,但是一个带着强烈的生命闪光的灵魂却在我的脑海里更加清晰。

赵校长,您一路走好,我永远怀念您!

                                                            2010年3月

 

1】陈仁炳(1909.12.15-1990.12.9),中国著名右派分子,湖北武昌人。基督教人士陈崇桂之子。历史学家,爱国民主人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支部第一、二届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员会第三届市委委员、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幼年在湖北荆州就读瑞典行道会所办的教会小学,1925年去北京,就读于基督教美以美会(美国差会)创办的北京汇文中学1928年去上海,入读基督教美北浸礼会和美南浸信会联合创办的沪江大学。后赴美留学1936年获得美国密执安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7年与民盟盟员共同创办《展望》杂志。解放后,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493月,解放军渡江前夕,陈仁炳出版有文集《走向民主社会》,批评国民党统治。1957年划为右派前,还兼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委员。后来又在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被点名。1980年代,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获得平反,而他是5名中央级未获平反的右派之一,也是5人当中唯一一个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的人。1990129,陈仁炳在上海去世,享年81岁。

2】陈善祥(1912~2002)为上海市妇联第一至五届常务委员,第七至九届执行委员及第五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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