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我的血管和我的嘴，通过我的语言和我的血说话。——聂鲁达

从于漪老师手中接过《岁月如歌》一书，我就爱不释手。封面上辽阔无比的蓝天白云，象征着于老师的心胸与学识；于老师神采奕奕，仰望天空，双眸充盈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教育事业的追求。书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这不仅因为书中积淀着她作为一名语文教育专家的丰厚经验，汇集了四方人士对她为人为学的高度评价，更是因为它贮满了于老师对教育事业、对语文教学特别是对她的无数学生深深的爱。

我很快就读完了《岁月如歌》。于老师以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以火一般炽热的真情，叙述了她七十多年的艰辛与奋斗、伤痕与欢乐、追求与收获，给了我巨大的心灵震撼。在我眼中，《岁月如歌》是一本大书，我从这本大书中读到了很多很多……

我从这本大书中读到了于漪老师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拼命向前的精神。她的一生，经历了种种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但她都闯过来、挺过来了。于老师少年时代，国难、家难接踵而至：日寇铁蹄长驱直入，家乡危在旦夕，父亲带领一家人外出逃难；1944年夏，父亲又英年早逝，家里一下子就像天塌下来一般。母亲对五个子女说：“要活，就要靠自己努力，自己吃苦。”于老师从小就懂得了“只有奋斗，才能生存；只有奋斗，才能改变孤儿寡母的命运”。奋斗成了于老师姐弟五人的生命线（后来，他们姐弟五人全部成了学者、教授）。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于老师大学毕业初上教坛，突遭病魔大举袭击，吐血便血，肝脏穿刺，痛苦不堪。她只觉得“生命和疾病在搏斗”，结果，她挺过来了，她说：“搏斗中锻炼了意志，锻炼了韧劲，锻炼了一个坦然的心情。”

后来，她调到二师工作。于老师明明是学教育学的，党支部书记一句“工作需要”就让她改行教语文。刚走上语文课的讲台，教研组长听完课后说：“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儿，你还不知道。”这句话成了她决心找到语文教学之门“而且要登堂入室，深味其中奥秘”的动力。于是，她认真向语文组同事们学习，刻苦钻研教学业务。每天晚上，明灯书卷伴夤夜，不到凌晨一两点不睡觉。经过不到三年的时间，她自修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为了备好一堂课，她常常花10个小时、20个小时，乃至更多的时间。“经过上百篇教材的独立钻研，我开始尝到了庖丁解牛的滋味。”就这样，于老师以锲而不舍的毅力，不知疲倦地学，不辞辛劳地啃，无数次地上公开课，在语文教学的山坡上永不满足地攀登，终于从一个不知“门在哪儿”的“门外汉”，成了一名大家公认的、心悦诚服的语文教学专家，全国语文教育界的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

我从这本书大中又读到了于漪老师充盈胸怀的无私大爱——对教育事业无偿的奉献，对学生深切的关怀，对青年、对后学者无比的真诚。于老师说：“教育事业是爱的事业，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文革期间，接了一个乱班，她硬是用感情与责任把学生一个个找回来上课；有学生患肺结核病，家庭十分困难，她挤出钱（因为当时于老师家里经济也十分拮据）买特药雷米封，让他服用，控制了病情；有一次下乡劳动，学生小蔡半夜突发高烧，于老师不顾自己腹部刚动过手术，背着小蔡走十几里泥路送医院……这样动人的故事在于老师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吉有多少啊！于老师深情地说：“只有把爱播撒到学生的心中，他们心中才有你的位置。”

于老师对学生的爱，不仅体现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更重要的是通过课堂教学来渗透这种大爱。于老师说：“学生在学校求知，绝大部分时间在课堂里度过。”“三尺讲台紧连着学生的青春，青春是无价宝，我要对得起他们。每堂课要有每堂课的收获。”上课前，于老师对本文进行正确而深入的解读，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语文教学内容犹如港湾，执教者应熟悉它，研究它，把握它的基本特点与功能，有创造性地引导学生，使港湾通向大海。备课时既备教材，又备学生。于老师的课具有鲜明的特色，可谓一“清”、二“活”、三“趣”、四“情”。“清晰，学生学起来头脑就清楚，不仅能学得知识，锻炼语言能力，而且在逻辑思维方面可获得良好的熏陶。”“活”是说于老师对每一课的设计，对每一个教学环节的处理，对一句话的剖析和欣赏，从不“千篇一律”，而是实中求活，活而有致。“趣”就是要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把课上得趣味盎然。于老师常常运用新的内容，选择新的角度来增趣，用有目的有步骤地启发学生生疑、质疑、解疑来激趣，用比较鉴别的教法来生趣。至于“情”，更是于老师作为我国语文教育界一代情感派大师的独特教学风格。有一位专家评价说：“于漪教学，感情丰沛：或温情脉脉，如春日载阳；或热情饱满，如七月流火；或激情澎湃，如沧海洪波。她以自己感情的汩汩泉水，激起学生心海的层层浪花。于漪情感教学的宗旨是以文寻情，以情传道，以道育人。”上世纪80年代，电视直播于漪老师的公开课《海燕》，大上海竟然出现万人空巷的场面。于老师感情激荡，以情激情，进入忘我境地。上完《海燕》返家，于老师爱人笑盈盈地说：“你哪里是上课？你是用生命在歌唱。”此话一语中的。“只有用生命纺织的、从心底里流出来的歌，才动听，才感人，才会如清澈明净的泉水，丁丁冬冬流入学生的心田。”其实，流入学生心中的岂止是知识，还有于老师对学生无限的师爱。

于漪老师真诚待人的品格在教育界是有口皆碑的，这是她崇高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于老师的办公室或是她的寓所里，常常有同事、朋友、过去的学生来看望她，或是向她请教，特别是她从岗位上退下来后，家里常常客人盈门。于老师总是热情地真诚地与来访者平和地交流，从不以“权威”“大师”自居。任何人都会从于老师身上感受到真诚的魅力和真诚的可贵。我与于老师结识已20多年了，上世纪80年代，于老师任第二师范的校长，我主持浦明师范工作，我经常向于老师请教怎样当好一名校长，当时于老师提出“一身正气，为人师表”作为二师师生的座右铭，深深地感染和教育了我。我们对十年中师的如歌岁月十分留恋和感怀。90年代初期，我和几位同仁发起“浦东之春”中学生作文大赛活动，期盼孩子们用自己的心灵、自己的视角、自己的笔写下浦东改革开放的历史。这一活动得到了于漪、钱梦龙、叶辛、陆星儿等各界著名人士的热情关心和指导。而于老师的鼎力支持更令我感动。我们请于漪老师担任“浦东之春”的评委会主任，她那么忙，但一口答应，她说：“‘浦东之春’中学生作文竞赛在众多的作文大赛中，应该说是创举，令人振奋，使人欢欣。”这一活动连续搞了三届（每年一届），于老师每年都赶到浦东来参加终评，还为优秀作文选写序（每年一本，由学林出版社正式出版），为金奖作文写评语。这给浦东十多万师生以极大的鼓舞。1999年夏，我担任光明中学的校长，于老师应邀参加我校115周年校庆庆典，给老师们作了热情洋溢的报告；2007年春节，于老师在家中接待了我任导师的语文教学研究工作室的全体学员，使他们有了一次零距离聆听于老师教诲的机会。总之，我有了一点成绩，于老师为我高兴；我碰到疑难和苦闷，她给我排忧和鼓气。我内心对于老师充满着感激。其实，我只是受惠于于老师的成千上万教师中的一个。于老师对所有的学生，对所有的青年教师和后学者都是这样的真诚。她说过非常感人的八个字：“一身洁白，通身光明。”唯有真诚如于老师这样的人，才能通身洁白与光明。

我从这本大书中还读到了于漪老师一直跟随时代奋力前进，从未放慢思考的脚步，从未停歇执着的追求。我书架上的《于漪文集》、《于漪教育文丛》以及这本《岁月如歌》生动地记录着这位教育家身上时代的年轮。

1978年，许多语文教师出于对“文革”期间“四人帮”摧残教育罪行的义愤，认为中学语文要提高质量再也不能讲思想政治教育了。于老师及时地在《语文学习》上发表了《既教文，又教人》一文，并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语文教学研讨会上指出，在语文学科中进行做人的教育与“四人帮”的所谓政治思想教育完全是质的不同，须严格区别，任何教学都离不开教育性，语文教学应该既教文，又教人。

80年代初期，于老师进一步强调，语文不仅是交际工具，而且是认知、思维的工具；语文教学应以语言和思维训练为核心，同时继续强调语文学科的思想性。而当时又出现一个叫“三年过关”的思潮，意思是学生学习语文初中三年就争取过关（没想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又碰到类似的状况）。当时，于老师直言不讳地说：“学语文，初中三年是过不了关的。初中要加强语文教学，让学生打好功底，这没有错。高中放弃，后患无穷。”当听到有的校长扬言“语文没有什么用”时，于老师痛心疾首又高瞻无瞩地指出：“母语是民族文化的根，它蕴涵着民族情结，传承着民族精神，对学生成长、文化素养、人格完善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语文教学的地位必须争，它不仅是语言文字技能技巧的问题。”“不重视母语教育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

80年代中后期，于老师读了大量的有关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菱开始思考语文的文化内涵，从而打开新的视角，寻找新的天地。90年代，于老师写了《弘扬人文 改革弊端》、《准确而完整地认识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学要讲求综合效应》等一系列论文，最早提出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思想，实现了她学术道路上的一次重要跨越，在语文教育界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1997年以后的三年里，于老师心脏病复发，一度十分严重。可是不久，奇迹出现了，“永不满足”的于老师又挺过来了。进入21世纪后，70多岁的她更忙碌了：她还是不断地跑第一线，不断地跟教师学生对话，不断地登台作报告，不断地编书写文章。她反复呼吁：“要站在弘扬爱国主义、培育民族精神的高度来审视未成年人的成长。”她为《上海教师》杂志开了一个栏目“于漪茶座”，写了一篇篇文章，把自己毕生对教育的实践与感情奉献出来。为了推动“两纲”精神进课堂，她奔走在各区县、各学校听课、作报告。“于漪语文名师培训基地”正式挂牌，近80岁的于老师又怀着一颗年轻的心，引领几位青年教师登攀名师的高地。

《岁月如歌》确是一本大书。她的字字句句都是从于漪老师血管中喷涌出来的心中的歌，那么朴素、真诚，饱蘸感情，充满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