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应新加坡爱国华侨林日顺先生的邀请，上影组织了一个近50人的代表团前往新加坡。代表团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以白杨、刘琼为首的演员、演奏员，他们将在新加坡举行公开演出；另一部分是剧作家王林谷率领的考察小组，成员有编剧石勇、徐银华，摄影师吴兆馥和我。

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尽管去的是东方的一个小国，但它毕竟是我们十分陌生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分子，对于我们这一代长在红旗下、泡在甜水里的人来说，能直接跳出书本，面对面地去观察、考量、体验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腐朽没落的花花世界，确实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

那时，出国是令人艳羡的荣光而体面的事。开眼界固然重要，能享有700元的服装费将自己从头到脚包装一下，对月工资不足百元的平头百姓来说当然也是锦上添花的好事，至于回国还能选购一件免税的电器产品，那可是成全全家人美梦的壮举。为此，究竟是买21英寸的平面直角电视机，还是购双门电冰箱，抑或选一台日立牌录像机，临行前全家老少各抒己见，众说纷纭，最后只能投票表决。

这次新加坡之旅，名曰考察，其实并没有具体要求和规定动作，无非是到处走走、看看、听听，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因此比较轻松。那些日子里，我们几乎走遍了新加坡主要景点，我们常常被这个花园之国所显示的特有魅力所濡染，沉浸在惊喜和亢奋之中。樟宜机场的时尚、奥秋路商业街的繁华、牛车水所蕴涵的中华文化的丰富、圣淘沙风景区的旖旎和妖娆，热带风光、现代建筑、时尚物品、传统美食构成的都市表象，古今相融、华洋杂陈、中西合璧的文化内核，相得益彰，立体地勾勒了它独具的灿烂而鲜明的城市形象，着实令我们这些长期蛰伏于计划经济模式、厮守着物品短缺生活的局外人耳目全新、赞叹不已。

然而，轻松的漫游让我们这些心系祖国情怀中华的知识分子衍生了沉重的思索和痛苦的探究。特别是在和那些刚相识或偶遇的不相识的同样是黄皮肤黑眼睛的华裔兄弟接触后，他们甜美的笑容、朴实的谈吐、宽松的心态和由衷的发自心底的满足感幸福感，像一块块石头垒在我们心头。凡事都喜欢问个为什么的我们，思绪和心灵开始不平静起来。每晚一回到酒店，我和年龄相仿的徐银华就会联系白天的所见所闻聊开了。他问我，为什么这里的老板对下属会是那么客客气气彬彬有礼?我问他，为什么他们的总统会和普通的游客一起畅游圣淘沙?为什么一个普通的饭店保安的工资竟比我们喝了一肚子墨水的编剧要高上数十倍?为什么他们的物质供应是那么丰富?问着问着，我们的话题中出现了：“同样是炎黄子孙，为什么他们的兜里有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富足？为什么他们的街道那么洁净，商店那么繁华、商品那么丰富？”“为什么这里的环境和氛围那么和谐安详？为什么这里的老百姓那么温文尔雅？”“为什么资本主义会是这个样子的？”接二连三的问号把我们窘住了；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们的理论积淀、我们所受过的教育，都无法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纳闷，我们痛苦，我们困惑。终于，一天晚上夜深人静时，我们聊着聊着，竟然哭了起来……

第一次出国，我们哭了。这是始料所不及的。而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敢在别人面前暴露曾经有过的那些问号，更不敢透露还为此哭过鼻子。直到几年后，我们敬爱的邓小平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精辟论断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而今天，徜徉在繁华的上海街头，发出感叹和问号的该是那些外国人了，毫无疑问，一定有人会因此而流泪。